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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大概会拿大口杯子，”李广元想道，“小巧玲珑但易碎的白兰地酒杯与他不相配。喂，勤务兵，拿大口杯子吧，出心地干一杯，畜牲。”
但勤务兵拿的正是那只白兰地酒杯。他敲敲杯子下杯底，然后用手捂住，又闻了闻，带着遐想笑了：“有股雅麦卡酒的味儿。”
“对呀，他在领事馆干过。”李广元想到，他在这囚，独自一人，而不是在招待会上用大口杯喝白兰地。”
不远处传来几声爆炸声。从东方传来的炮声已经听习惯了，但现在炮声近了。李广元觉得，他已分辨出机枪的扫射声，不，他心里反驳说，你在用理想代替现实，你不会听到交火的枪声，倘若听到了，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在附近，既使他们在附近，我还是与他们相距十公里，也许二十公里。
“听着，李广元，”勤务兵说，“您猜得出您的下场吗？”
“猜得出。”
“您能出多少钱让我帮您从这里逃出去？”
“您办不到。”
“如果办得到呢？您怎么知道我办不到。出多少钱？”
“您说个数儿。”
“十万美元。”
“拿钢笔来。”
“干什么？”
“开张支票。”
“不。”勤务兵说．“我要现金。”
“我身上没有现金。”
“您的钱放在哪里？”
“银行。”
“哪个银行？”
“好多呢，在瑞士有，在苏黎世也有。”
“在莫斯科呢？也许那个国家没有银行？”
“为什么，当然有。您不怕那个司机听到您的话？”
“他在睡觉。”
“常凯申什么时候来？”
勤务兵耸耸肩。他把细长的酒杯放回去，换了一只大肚杯子，斟满白兰地，象喝茶一样慢慢地喝光。他的喉头贪婪地沿着细细的咽管滑动。
“您考虑一下，李广元。”勤务兵打开房门，“交十万美元，我帮您逃走。不过留给您说出‘好吧’这话的时间可不多了。”
他走了出去，随手把门锁上。
“他说的是实话，”李广元想。他自负地想到他猜出勤务兵肯定会用大口杯子喝酒。“他的确在想方设法搞到十万美元，然后溜之大吉。老鼠要从船上跑掉了。也许必须答应给他这些钱？必须说钱藏在我的秘室，藏在地窖里为什么不呢？也许你还指望常凯申会向你提出什么建议？也许你在心灵深处仍然对此寄予希望，尽管你不想承认。是的，我显然不敢承认，因为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：他难以预料，好象是赌博的轮盘上绕大圈的小球，谁也不。预料到它会停在哪个数字上、”
“哎，勤务兵。”李广元喊道．“勤务兵。”
勤务兵很快走进屋来，似乎刚才他就在门口等待召唤一样。
“那么好吧，”李广元说，“假设我同意。”
“没有时间假设，李广元。，如果同意，就说同意，告诉我地址，我们就走”
“在浦口，我的家里。”
“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“秘室。在汽车库旁的地窖。”
“您画张图。”
“哦，勤务兵。您可真聪明，我画完图，您拿了钱，可我还得呆在这儿。”
“对，您是要呆在这里，我离开。我给您摘去手铐，随便您去什么地方。”
“可在别的房间的人呢？”
“这不是我的事，而是您的事啦。”
“好吧，拿铅笔和纸来”
勤务兵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小笔记本。他摘掉李广元的手拷，说：
“不过要标明南北方向，免得我如果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的话，您说找没好好找。”
李广元画出地窖的平面图，标出了秘室的位置。他解释说要在听起来发空的墙壁上轻轻敲打一下，墙皮就会很容易掀开；钱放在金属盒里，共二十三万美元。
维利仔细看了平面图，问道：“灯的开关在哪里？”
“在左边”
“明白了。”维利叹了口气，“谢谢，李广元，不过不走运，敌人已经突进了市区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昨天。”
“那您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”
勤务兵咧开嘴笑了：“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。何况我们已经敲遍了您的地窖的墙壁，后来还用探测器检查过，有铁箱子大概会发出响声。”
李广元又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。在夏天的小茬，一群身穿制服还有那两辆车。他停住了自己的车，打算掉头。他回忆起那些家伙的得意洋洋的面孔。他们看着他困在狭小的空间里。他担心碰着那两辆车，可司机却站在一边，不愿帮忙，甚至懒得动一动身子。
“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。”
“倘若这是他身上固有的呢？”李广元想，“倘若他生来就是个坏蛋呢？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有善良或者高尚的品格。或许，一个诚实的政权必须有意识地剔除人身上的野蛮，尽一切努力表现出美好、怜悯、英勇、慷慨可是，如果向他们头脑灌输的思想说他们是最伟大的，他们的历史是美好的，音乐是最有才能的，理想是世界唯一所期望的，那么又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？培养他们鄙视整个世界，但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人民，也就是自己的话，那么其他的人，甚至同胞们就只会在一边观望；自我中心学说总是使人遭受灾难性毁灭。这一学说使人们对所有不属于他们的美好事物产生野蛮的嫉妒。没有比嫉妒更可怕的了，它是道德上的锈斑，它使人从心底与国家分离，它没有正义感，樟脑球也除不掉它的气息可怜的人，可怜的女人。”施季里茨又想起了那个女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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